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思考

（来源：中国商报网）我们通过对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深度观察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我国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又有利于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的远大目标。尤其是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事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全面振兴，共同筑起乡村现代化的世界体系。所以，我们探索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城市与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互尊重、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一致性

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上就是“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以高质量乡村振兴破题共同富裕，以此实现所有人充分的物质和精神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持续衰落、冲突不断的社会矛盾，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高质量乡村发展道路，这与我们国家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1、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含义来看。

我们认为，共同富裕的提出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在经典作家那里早就有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二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是漫长的动态进程，“所有人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渐进式发展的共同富裕。而从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含义来看，就是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稳步迈向共同富裕。与此同时，脱贫攻坚是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有力促进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我们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当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更加凸显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出发点便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转变。所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劳动力短缺、市场萎缩、经济发展缓慢给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这些清晰反映乡村发展滞后的表象及程度，揭示和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现实路径的基础。

我们认为，我国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实践和理论基础。农村和城市共同体的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尤其是我国拥有最广大的农村以及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到21世纪中叶当我国这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时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城市乡村共同体的成功构建，这将带动全人类早日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境界。

2、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不同阶段来看。

我们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发展过程。在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发展形势，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析来看，共同富裕发展有不同阶段和内容。第一，从城乡二元壁垒分析来看。20世纪50年代，我国向苏联学习，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土地国有集体二价、产品“剪刀差”、农业基础工业重点、户口城乡有别、工农差距明显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具体表现。而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较大突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第二，从城镇化的情况来看。资本和劳动力是城镇化的基本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201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31683.9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41238.39亿元的98.51%；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9554.43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9%。2018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4567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投资22413亿元，仅占3.47%；第二产业投资237899亿元、第三产业投资375324亿元，二、三产业占94.97%。大量资金投入不仅推动城市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日新月异，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这样就出现了“空心村”。第三，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来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因此，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与迈向共同富裕两者的内在逻辑发展是一致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两者本质上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步骤，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先决前提，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力量保障。因此，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接续战略，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由此看来，在不同阶段的共同富裕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解决体制壁垒、城镇化提速、收入差距缩小、乡村发展不平衡及不充分的问题。但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始终围绕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进行奋斗。但是，由于各地发展程度的差异性、阶段性，乡村振兴目标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共同富裕内涵的理想性和丰富性。所以，我们深入认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联，有助于规避实践的偏差以及推动实践的创新。

3、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本质来看。

我们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因此，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围绕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或者说，既要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要更有效和更直接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问题。我们从经济学的维度来看，共同富裕不仅要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还要求不同群体间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与缩小。而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也是缓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对我国中长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问题，还体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差距的缩小问题。所以，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仅靠农业现代化是不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只是迈向共同富裕的要求。而高质量乡村振兴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我们认为，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有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比如说，高质量乡村振兴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直接的关系；高质量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的关系；高质量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等等。由此看来，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它们是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

（二）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共振性

我们认为，共振性本来是物理学和电动力学的一个词。前者是说原子吸收共振线后发出的同频率的共振荧光与激发共振荧光的共振线；后者是说当外来电磁波的频率和谐振子的固有频率相同时，谐振子会对外来的辐射产生很强的吸收。我们把“共振性”运用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关系的问题上，是为了说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同样有共振性的作用，这样就更加深刻和形象的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1、从城乡关系的共振来看。

我们认为，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城乡共振关系。这种共振关系从一定社会条件下反映城乡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们从城乡关系的共振视角分析来看，乡村振兴与城乡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城乡关系共振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1921—1949年）时期。这个时期城乡关系共振集中的表现为：从解放战争前的城乡分离到解放战争中的城乡互助，从农业优先到农工商协调发展。城乡关系中乡村是中心，城乡相互帮助、相互支撑，促进乡村发展以恢复经济。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8年）时期。这个时期城乡关系共振主要的表现为：党和国家逐渐把中心从乡村转向城市，建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乡经济关系体现为以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互助，在城乡的不平等中乡村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输送农业剩余价值，与此同时工业品下乡推进农业机械化，推动公共服务的进步和发展。三是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1978—2012年）时期。这个时期城乡关系共振主要的表现为：城乡经济关系在市场机制下“三农”问题凸显，国家积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全面发展格局，乡村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但城乡发展差距仍在扩大。四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时期。这个时期城乡关系共振主要的表现为：城乡发展关系体现在乡村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国家积极推进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由此看来，在城乡共同富裕的共振进程中，城乡发展关系的逻辑是城乡建设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战略和城乡发展，要以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为原则。我个人认为，尤其是改革4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共振性的演变，始终表现为农村与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唇亡则齿寒。所以，当下我们精准的解决城乡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实现两者的协调统筹，促进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2、从共享发展的共振来看。

我们认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共享发展的共振体现党和人民的关系。共享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崭新表述，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服务于民的政策基点和时代命题。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实践历程，就是践行“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历程。共享发展理念和思想深刻阐释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和发展成果的分配等问题。因此，这是与人民最广泛最关切的利益诉求形成的共振和共鸣。所以，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坚持共享式发展，是党和政府在发展实践中的自觉自醒，有利于破解社会发展的各类难题，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障碍，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由此看来，党中央提出以共享发展理念来带动共同富裕，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表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享式发展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与此同时，共享发展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路径，共享发展理念和思想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三农”领域推进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历经了创造条件、探索实施、创新推进和全面提升的不同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又根据不同阶段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使共享和共振正向着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迈进。

3、从建党百年的共振来看。

我们认为，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共振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全面领导。在党的领导和带领下，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见证和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保障。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求幸福，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正是人民群众愿望的现实体现。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第三，遵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我们党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当下的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三）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性

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是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原则进行着的。或者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宏伟目标，是立足我国国情农情顺势而为的一种逻辑发展过程；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体现，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1、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性来看。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979年我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经济建设的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历史的必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1981—2009年城市建设用地累计5369万公顷；2011年城市建设用地418.1万公顷；2000—2011年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6.4%，城镇人口增速为50.5%1；1980—2018年城镇化率由19.39%增长至59.58%。由此看来，城市不仅在面积、人口等方面实现了量的扩张，而且在质方面的提升也相当迅猛。4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举世瞩目，与乡村的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当下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好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性。

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不仅指收入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水平，还包含着社会上有多少人享有高收入、社会福利和福祉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以及精神生活的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而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必然，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和逻辑必然。

2、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内在性来看。

我们认为，从我国提倡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发展的逻辑内在性轨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是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当时制定许多相关政策，大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当时倡导“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样就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认识到后来贫富差距还是拉大了，这就成为发展不平衡和矛盾突出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2018我国年基尼系数达0.4740。因此，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成为顶层关注民生的重点。乡村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而要让贫困人口一个不落地迈向富裕，贫困乡村一个不落地进入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就成为历史与逻辑发展的一种内在必然性。

我们认为，从内生动力激发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来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此，只有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振兴才能植根于乡村的沃土之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建立农村社保制度，对乡村的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是一种“输血功能”，更重要的是运用政策杠杆强化“造血功能”来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由此看来，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不仅要看个人收入的增长问题，还要看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问题，更要看公共财政收入是否用于民生事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所以，当下我们提出高质量的乡村振兴问题，最核心问题是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重在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及不同群体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持续缩小。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达到的目标，这个大方向反映了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内在性。

3、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规律性来看。

我们认为，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历史进程分析，反映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规律性。简要的说，我国乡村改革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心转移”→“新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规律性。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注“三农”的问题。第一，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1986年），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承包的合法性、放活农村工商业、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等方面做出了规定；第二，确立“重心转移”（1987—2003年），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全国“打工潮”形成；第三，制定“新农村”建设蓝图（2004—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重心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方面，主要探索乡村发展的新路径；第四，确定“现代化”建设路径（2012—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重心在农业科技、现代化、新动能发展，更加明确的提出乡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第五，制定“乡村振兴”国家战略（2018年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由此看来，顶层决策将责任承包作为乡村发展的逻辑起点，但乡村发展受限则会引起重心转移到城市。重心转移不是忘记乡村，而是城乡统筹、兼顾乡村的结果，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成为乡村发展的逻辑要求；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要求提升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的实质要件，现代化提出成为逻辑展开。现代化水平提高要求乡村整体水平提升，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发展的逻辑终点。我们从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的发展过程分析来看，不管中间经历过多少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但始终呈现出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发展的逻辑规律性。（作者俞则忠系浙江英冠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级经济师）